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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小说摒弃虚无历史
2015-2-10 16:29:32
 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读《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》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余 仁 杰
 
    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,有个“廉政视频”栏目,特别引人注目。其中有关大清“廉吏”于成龙的京剧片段,由京剧名家尚长荣先生饰演主角于成龙,当他洪亮地念出“国本岂容撼,民意大于天”时,着实令人动容。于是许多人更想知道于成龙的廉政故事。其实该网站在推出这一节目的同时,群众出版社(属公安部)已推出了长篇历史小说《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》。
作为康乾盛世的第一廉吏于成龙,我虽然称不上对他有深入研究,但至少对这个重要历史人物有一定了解。读了《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》(以下简称《于成龙》)后,给我的第一印象是,作者摒弃了以前多见的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,作为历史小说,它毫不“戏说”而是忠于史实,做到大事不虚,近似纪实。这很难得。
   近一时期,学术界对以前极左时代出现的,违背唯物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及其对现今的影响,进行必要的梳理、批评与追根溯源,指出其危害,以提高与统一认识,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轨道上来。凡从“文革”中过来的人,都一定还清楚地记得,当年批判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的一些荒谬论点:“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”,“清官比贪官更坏”,等等。其实毛泽东倒并不认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,他对海瑞也是肯定的,只是指出“《海瑞罢官》的要害是罢官”,认为吴晗是在为彭德怀罢官鸣冤,是个政治问题。
   一个时期以来,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,在文学创作、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。它在文学叙事中,对一切有过正当价值判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否定,颠覆人类实践过程中积累和沉淀的意义和价值,导致对当下生活价值和精神标准的解构。
   上面对“虚无”先说了那么多,正是因为读了长篇历史小说《于成龙》有感而发。于成龙,即使康熙皇帝没有赞誉其“天下第一廉吏”,而历史事实,特别是他为官过的各地百姓口碑,都是“第一廉吏”。但1979年版的《辞海》,对他却作如下释介:“于成龙(1617-1684),清山西永宁(今离石——注:现为吕梁市方山县)人,字北溟,号于山。顺治十八年(1661年)由副榜贡生授知县。康熙时,他屡用欺骗与武力相结合的手段镇压人民,累官知府、直隶巡抚、两江总督。”很显然,该条目文字只字不提他廉政爱民史实,只突出他“镇压人民”因而“累官”,以示那个时代“没有清官”、“清官比贪官更坏”(镇压人民)。这是典型的“虚无”历史的一种表述,可见影响之大。
   长篇历史小说《于成龙》的作者余云叶,结业于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,是个文史功底深厚的写作人,已出版长篇小说多部。其中《黑鸬鹚、白天鹅》还在美国中文大报《星岛日报》上连载,广有影响。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时,也是由群众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晚清第一相李鸿章》,颠覆了长期以来“虚无”历史对李鸿章的片面评价,用纪实手法还原李鸿章的历史真相,深受专家、媒体和社会广泛好评。是年10月19日的《文艺报·文学评论》版上,也刊出了我写的《是小说,更是历史》的书评。自此起,他似乎对颠覆“虚无”历史上了瘾,接着就写《于成龙》。
历史与现实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,官场尤其如此。历史上真的没有清官、好官?“清官比贪官更坏”吗?史籍的记载予以否定;老百姓也一直赞誉狄仁杰、包拯、海瑞等等,根据他们的史迹编演的戏剧令人百看不厌。就以于成龙来说,史料记载他刚直清廉,康熙皇帝赞誉其为“天下第一廉吏”也确有其事,从他老家至其任官之地的各地百姓,相传口碑都极佳,又有赞誉他的戏剧问世。当然,此前也已经有多本写于成龙的书出版。
   作家余云叶为创作出一部全新的、更接近历史真实的《于成龙》,他殚精竭虑历时三年,泡了多家图书馆,几乎收集了所有关于成龙的史料,也请益了不少专家;并沿着于成龙的人生道路,经山西,行广西、重庆、湖北、河北、江苏等地,细细考察当地的民俗风情、收集有关于成龙的传闻口碑。在此基础上埋头书写数易其稿。
   读《于成龙》,既是读历史,又似读通俗惊险小说。历史,既是于成龙的个人史——从他青年时代在家乡出众表现,中年才踏上仕途写起,县令、知州、知府,到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,最后官至两江总督,病逝于任上;同时又是与于成龙事迹背景相关的清王朝初期的真实历史,表现在真实纪年(王朝纪年并注明公历年份)及日期、真实地名(并附注今地名)、真实人名、真实的事件过程等。说“似读通俗惊险小说”,“通俗”是指作者采用的写作技巧及语言运用;“惊险”则是指写出于成龙的人生坎坷,经历的艰难曲折、险象环生......因此一读上它就被吸引,爱不释手。
   针对1979年版《辞海》对于成龙的“虚无”历史表述(只字不提其清廉而说他“镇压人民”),我特别注意该小说中有关“镇压”的内容。原来于成龙不得不“镇压”的都是那些洗劫、危害百姓的盗匪、山大王。所谓“欺骗与武力相结合的手段”,指的是他在治理湖北黄州时遇上叛军。它是由吴三桂策划号召、勾结各地盗匪合成的造反乱军,人多势众。于成龙只身深入叛军中与头目洽谈,晓以大义;贴出榜文指出“吴三桂判明降清......如今又拥兵造反”,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,以其个人威望与真诚,妥善解决黄州的叛军问题,谈不上“欺骗镇压人民”。历史问题必须历史地看待,于成龙的剿匪缉盗与平叛,正是为了社会的安定与百姓渴望的安居乐业,也为以后的“盛世”奠定基础。
  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者宣扬的“没有清官”、“清官比贪官更坏”的无知谬论,作者用纪实的手法写出于成龙从清顺治十八年(1661年)至康熙二十三年(1884年)共23年的仕宦生涯:他始终刚正不阿、清正廉洁、不惧权贵、不计安危,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他家庭始终清贫,办公地简陋令人不解;置个人生死于度外,领引民众抗病救灾,令人动容;斗胆顶撞上司,私放数以千计受冤死囚;遇饥荒不惜冒欺君之罪先赈济放粮以救苍生;对贪官毫不心慈手软,爱国爱民,大义大勇......与此同时,作者也揭露一些反面人物及官场丑恶现象,忠奸正邪清污之间斗争触目惊心。
   于成龙何以能成为“第一廉吏”?作品给出的答案是:他45岁才进入仕途,此前一直在乡间生活,感受到底层百姓的艰难困苦,体恤民情;田园耕读、名师教诲、儒家思想渗透内心;以史为鉴忠于朝纲法纪。
   历史是现实的镜鉴,《于成龙》虽是小说,却是摒弃“虚无”忠于史实;又因是小说,情节曲折形象生动耐人赏读,给人以极大教益。广大读者特别是从政者,不妨一读《于成龙》。
 
     (余仁杰,著名涉外撰稿人,中国科普名家,昆曲研究专家,
 
     香港《大公报》、美国《星岛日报》等报专栏作家)
 
 
 
 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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